一、农民经历“身分+契约”的特定阶段 

　　亨?萨?梅恩在《古代法》中指出：“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分迈向契约的运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评价说：“英国的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弗兰克也说：“从社会的有机多位一体这一性质，从充当社会基础的精神生活必然是团结原则与自由原则的结合这一特点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必然分解为一个个以契约形式相互关联的权利主体。”; 
　　身分是指生而有之的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身分成为确定人们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根本标准。身分的本质就是讲究差别、亲疏、尊卑、贵贱，因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水岭，人与人之间一切差别的总根源。;后现代理论家拉希和尤里说，“个体结构和主体身分必须从空间和地点（例如邻里、城镇或国家等）分离出来的符号那里不断地得以重构。”;在中国，表面上看是地点（和城市）区分出农民和市民，其实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符号）区分出二者的身分。改革前农民只能固守在土地上务农，并且不能享受市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这就是典型的身分社会的特征。 
　　而在“契约社会”，契约是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常规手段，是指依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其实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它不像“身分社会”那样依靠出身继承而不作任何努力却获得种种特权，它主要依靠的是每个当事人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自己履行义务、自己承担责任，契约因而成为创设人们权利义务的种种手段中最合理的手段，它能激发和维持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契约的基础是主体平等、权利义务对等、等价有偿，契约就是赋予人们的争取实现权利义务平等的最主要的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不满足于固守在责任田上，开始追求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民确实经历了“从身分到契约”的转变，然而，由于缺乏城市户口，农民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与市民经历的转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农民必须经历一个特定的“身分+契约”阶段。;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角色分化十分明显，由以前整齐划一的以务农为职业的“农民”，分化出“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等，这两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前者数量虽不及后者多，但前者的影响力却很大，他们不仅有能力、有钱，而且正在由以前的边缘群体日益走向社会的权力中心，这点只要看看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企业家”数量日增即知。“农民企业家”还是传媒乐于追捧的人物，《扬子晚报》现在有一个“非常人物”的版面，隔三差五就可以看到“农民企业家”的报道，报纸的阅读群体主要是市民而不是农民，“农民企业家”的有关报道可能会引起越来越以财富为取向的市民的“心态开始失衡”，时不时再加上一句“农民终究是农民”。;农民工为数甚众，一般而言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有1.3亿，进城“打工”的应有1亿左右，我们对“民工”的了解就不需经过传媒了（当然传媒也不乐于此事），我们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中直接了解到，童星曾指出：在城市中，从环卫工人、花匠、泥瓦工、木匠、屠宰场工人、纺织厂工人、服务行业的招待员到各种个体户，农民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职业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正功能。; 
　　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同，经常见诸报端的是“农民××”的报道。《扬子晚报》（2002年12月13日）报道了《农民发明家的故事》：尚贯通是河南省巩义市农民，他利用中草与农家肥结合，经过48次实验，配置既能增产，又能改善作物品质的“压缩饼干”式特种肥料——“高效植物园微肥”，获得了国家专利。《扬子晚报》（2002年10月4日）报道：长江三峡11月23日将上演惊心一幕：3位农民将驾驶摩托车，实现人类首次在自由摆动幅度为80厘米以内的钢索上骑摩托车高空行走的壮举。据悉，3位农民均为“中国西部农民摩托车特技队队员”，该队由8位农民摩托车爱好者自发组成。近日，在苏州园区新开了一家姑苏社，翻译社的老板是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他叫马惠兴。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惠兴参加了苏大口笔译中心的中级口译培训班，他凭着一股牛劲，终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成了“农民翻译工作者”。2003年2月18日报道，一群种田的、杀猪的、做泥瓦匠的、做木匠的组成了一个剧组，六年时间内，他们竟拍了20部32集电视系列片——《竞城雄风》，《扬子晚报》报道的标题为《农民自拍电视剧》，因为该电视剧组的人员全是当地的农民。 
　　《南方周末》（2002年11月16日）发表刘洪波的《农民可不可以造飞机》一文中指出，广东农民张斗三带着他的“怪翼飞机”应邀参加了今年的珠海航展。文中说这几年媒体上报道的正在造飞机的农民，除了张斗三还有不少，还列举了山西、山东、宁夏、陕西、湖北、四川、浙江的8位农民，都在从事自己的飞机制造工作，这批“农民飞机制造者”中有成功飞起来的，也有没能成功飞起来的。另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中，广西南宁市中级人院有30人左右报考，但无一人通过，而全广西有两位农民报考，有一人通过了考试，通过率为50%，这样我国就有了“农民”。据《光明日报》报道，王永安是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的农民，他将村妇们一针一线手工纳制的布鞋通过互联网卖到美国、日本、芬兰等10多个国家，创产值达300多万元，因此文章的标题为《第一个在网上卖布鞋的农民》。;借助网络中的flash形式，一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让雪村一夜之间成为著名的“农民歌星”，并且享受了一个歌星能够享受的最高“荣誉”——在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独唱了一首歌。 
　　纵观对改革开放后农民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称谓和报道，除了确实有价值外，各种各样的“农民××”的称谓其实是二元社会的影响太深所致。除了种田的农民不必称为“农民种田者”外，农民干其他任何工作都被称为“农民××”，盖因为农民只应是种田人，干其他任何工作都成了新鲜事。对此现象，王春光曾指出：“正是当前我国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与新生代农村流动的群体社会记忆（包括务农等活动）之间的互动铸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而新生代基本上是没有了务农经历的打工仔（妹）群体，依然背负了农村社会时空的背景。